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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速记发展历史

　　　中国快速书写技术——速记术，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就已经萌芽。当时我国文字由“隶书”演变到“草书”，就是为了应付急需而创制的一种快速书写的简体字体，实际上就是古代的“速记”。
　　到九世纪，中国唐朝曾经出现一种快速记录方法，几乎可以与语言的速度相等。可惜具体的记录方法失传了（见英国李约瑟著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第一卷第二分册）。
　　采用简单符号记录语言的中文速记，起源于十九世纪末期（1896年）。1896 年（清、光绪二十二年），正值我国文字改革的切音运动时期，这一年出版的切音新字方案中有三种是用速记符号作为体系：（1）蔡锡勇的《传音快字》，（2）沈学的《盛世元》（又名“天下公字”），（3）力捷三的《闽腔快字》。其中最有代表性并正式转化为速记技术的，是蔡锡勇的《传音快字》。
　　到戊戌维新时期，清廷设置咨政院，需要速记人员担任会议记录，曾求助于日本，未果。以后发现我国早已发明了速记，乃召蔡勇锡的儿子蔡璋，到北京创办京师速记学堂，为我国培训了第一批速记人才（约二百余人）。在办学过程中，蔡璋曾到日本游学，研究了田锁纲纪及熊崎健一郎的速记；回来以后改进了他父亲从美国凌士礼速记受到启发而创制的《传音快字》，写成《中国速记学》一书于1913年（民国二年）正式出版。这是我国第一本以速记命名的专书。从 1910年咨政院开会起，直到民国的历届国会都是由蔡璋和他的学生担任速记工作。他们记下的大量速记稿，至今还保存在国家档案馆里，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。由于蔡璋主持速记工作有功于文化，民国时期的大总统，曾先后颁发给他四等嘉禾勋章及二等大绶嘉禾勋章，并颁给其父亲蔡锡勇“有功艺林”的匾额。
　　在1896年以后，陆续发表过很多文字改革方案，其中有十多种也是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新文字的。但有一种值得重视，那就是1913年张才（玉阶）的《粤音汉文快字》，到 1917 年改编为《汉文快字全书》，分为三册，第一册是楷字体，第二册是改良体，第三册是加快体（即速记体），这是我国由拼音新字转化为速记技术的第二部著作。但可惜只能记粤音（广东话），仅在香港、广州一带设校传播，可是他的《全书》三册，却标志了这一时期的速记发展过程，即由拼音新字-草体-速记。
　　从符形体系上看，这一时期的速记，都是正圆体系，受英文皮特曼速记（Pitman Shorthand）和凌士礼速记（Lindsley Tachygraphy）的影响较大，同时也受到日文田锁纲和熊崎健一郎速记的一定影响。这一时期只是中国速记的启蒙阶段。
到了20世纪20年代，有四种速记方案可作为代表：
　 1. 张才速记——这时期张才的弟子林春华，把记粤音的“张才快字”，改编为记国语的《张才快字速记》，因而打破了地域性，向华东地区发展。林氏曾在上海设校推广。以后徐飘萍、徐炳升、居正修相继办班，培养了一批人材，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和各机关担任速记工作。
　　2. 汪怡速记——汪怡是我国一位语音学家，他以爱国热情和改革精神，于1919年发表了《中国新式速记术》（第一式）；1928年又修订出版了《中国最新速记术》（第二式）；1931年再加修订，又出版了《汪怡国语速记学》（第三式）；1936年进一步简化，又出版了《汪怡简式速记》（第四式）。第二式发表后，作者本人就到各大学和职业学校讲授，1931年创立国语速记传习所在北京推广，培养了一批速记人才。在北方影响较大。晚年时期，汪怡赴台养病，仍继续研究速记，在台湾发表了《汪怡速记第五式》。
　　3. 炳勋速记——杨炳勋从美国留学回来，于1925年发表了《炳勋速记》，并在上海设校推广。本人还在大学兼任速记课程，对速记事业十分热心，培养了不少人才。但到抗日战争爆发，他把学校迁到浙江丽水，在困苦中却不幸投江自尽了。
　　4. 邦永速记——张邦永是一位盐务工作者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在欧洲看到速记的重要性，回国以后，便潜心研究，于1929年出版了《邦永速记术》；到 1933 年又修订出版了《国语邦永速记术》；以后为适应长江一带口音的读者，又于1938年出版了《邦永速记学》。以上三书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他因公务在身，无暇办学，只是靠著作传播。
　　这一时期，还有陈振先的《天然拼音新字》（1921年）曾在香港推行；赵雅庭的《赵氏国语快字》（1926）曾在广东推行；陆衣言的《国语速记术》（1925），韦应时的《韦氏华文速记学》（1928）曾在上海推行；刘建中的《建中速记学》（1935）曾在南京推行。张兆云的《华文平线速记术）（1935），廖鲁芗的《中文速记术》（1937），沈志浩的《志浩简易速记》（1937）等等，以上三种速记都未见推行。
　　从速符体系上看，这一时期几乎全是正圆体系。只有张兆云的方案，是属于椭圆体系。
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速记工作随着国家的稳定和发展，逐渐完善。